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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大大缩短，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碳中和也将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引领新技术变革创新，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文/《财经》记者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自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减排目标以来，中国能否在2060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是能源领域和产业界都关注的一个议题。
根据中国提出的碳排放时间表，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也就是“碳达峰”。此后，“降低碳排放强度”，“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也被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重点工作中。在2020年末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将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列为2021年8大重点任务之一。
如今，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了网络热词。碳达峰目标，是指中国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碳中和目标，是指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要靠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那么，中国能否按时兑现2030年和2060年两项有关碳减排的重要目标，还有哪些难题待解？《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此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参与多个五年计划的研究与起草工作。
徐林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碳排放和经济脱钩，但中国仍处于碳排放增加阶段，尚未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大大缩短，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据了解，早在2013年中国就组织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那时已经预判，中国可以在202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基于国情，对达峰做了战略估计。即煤炭消费率先达峰，为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加核电）或低碳能源（非化石能源加天然气）的发展留出空间；工业部门率先达峰，为其他行业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间；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留出排放空间。同时，此前国家对《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的承诺是：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尽早达峰。这一宣示，已经暗含了2030年之前可能达峰。
徐林表示，中国承诺碳减排的两个时间表，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意味着新的攻坚克难和发展机遇。因为碳中和不仅仅是能源领域的事，它与产业链等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碳中和将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引领新技术变革创新，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技术创新等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财经》：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一减排目标的提出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变革？这一目标的实现难度有多大？
徐林：中国提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后，只有30年的时间就要实现碳中和。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实现碳排放和经济脱钩，但中国仍处于碳排放增加阶段，尚未达到峰值，中国的这一进程比现有发达国家的碳中和进程有明显的缩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以能源为例，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目前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在能源系统的减排面临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还将继续增长。当前中国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目前，人均能源消费为每年3.2吨标准煤，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的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多一点。
未来，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国人的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趋同，最终也会体现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趋同。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左右，碳排放增长势头仍然强劲，这将给中国的减排目标以及能源安全方面带来双重挑战和压力。
《财经》：碳中和目标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徐林：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充满挑战，但是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中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等各方面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还是以能源为例，刚才讲到，预计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还将至少翻一番，所以今后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加快能源结构转型调整，提高非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就是清洁能源、低碳能源消费的比重。此外，在节能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这意味着，未来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等产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这些领域也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预见，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财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艰巨，有业内专家分析，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重中之重便是布局“十四五”，只有在“十四五”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国在2030年前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从而使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曲线更为平滑，并实现软着陆。您认为，“十四五”期间应该重点推进哪些工作或者作出哪些改变推动减排目标实现？
徐林：我认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在“十四五”时期必须推进几大改变。
第一，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降低高碳排放产业和高含碳产业的比重。
第二，要加快能源革命进程和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源和核电的比例，并在相关材料技术、氢燃料技术、储能技术、微电网技术等领域加快技术研发和突破。
第三，在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新城新村建设还是老城老村改造，都要用碳中和理念来规划设计城乡建设和运营，包括整个城乡社区高效清洁能源体系的构建。
最后，还要尽快实施碳排放额度分配和交易制度，从电力、钢铁、建材等高排放行业起步，逐步向全行业推开，在此基础上完善碳交易制度和碳金融制度，形成正向的碳排放激励机制。
《财经》：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加快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提高清洁、零碳或低碳能源的占比是重中之重，在能源方面，我们具体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徐林：解决能源问题带来的挑战，主要是加大节能力度和优化能源结构两个方面。
在节能方面，特别要在建筑领域、制造领域、生活消费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的能效水平。
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重点提高能够自给的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大对风能、光能、氢能等相关的材料技术、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等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推广，提高转化效率。在此基础上，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电气化、电动化或氢动化，推进分布式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和智慧能源互联网建设，实质性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比重。这是因为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扩大低碳电力供给，这一替代不仅具有绿色低碳的减排意义，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最后，还要加大森林碳汇的建设，与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结合起来推进，构建更有激励性的生态资产价值的市场化实现机制和交易机制。
能源领域的上述改变，也将有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高能源领域的内循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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