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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连舸「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0期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量，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宣示碳中和时间表，是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作出的又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定的目标，是综合考虑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后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和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并为此身体力行，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一些国家对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承担《巴黎协定》中关于气候约定的责任犹豫不决之际，我国主动宣示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体现了中国言行一致的一贯担当，有力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与决心。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从被动追随到自主贡献的转变。与我国自“十二五”时期以来的碳减排目标相比，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更加进取，截至2030年的措施更加明确，实现难度更大。与我国过去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强调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经济发展优先、人均碳排放水平低等立场相比，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有了根本转变，自加压力、以身作则的大国风范更加明显。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在“三大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后向更大胜利前进的号角。“十三五”时期，我国防治污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还道阻且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是美丽中国建设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朝向最终实现全面生态文明而接续奋斗的新起点。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摆脱煤炭依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根本之策。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安全面临较大威胁，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导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位居全球主要国家之首，石油成为我国金额最大的进口产品类别之一，煤炭被迫挑起了能源安全的重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对石油、煤炭的过度依赖，极大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环境，破解能源安全这个后顾之忧，为经济安全快速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碳达峰、碳中和是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变革的长期遵循。碳达峰、碳中和并不是孤立的目标，要如期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必须更多地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创新实现能源电力行业深度脱碳、生产数量充裕且具有成本效率的清洁能源、开发碳捕获、使用和储存技术（CCUS）、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同时，我国还必须变革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引领人民将低碳理念融入衣食住行用，实现消费端的低碳化。
从高碳到低碳到净零碳的转变，低碳产业和技术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虽然具体数字有差异，许多机构的研究均表明，中国未来40年达成碳中和目标需要的投资都在百万亿元级别，包括优化能源电力结构、发展清洁技术、转变工业结构、变革生活方式等。
能源清洁化带来机遇。从能源结构来看，我国煤炭消费量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约为60%，煤炭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这和全球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结构有较大差异，和全球主要国家碳排放已经达峰相比，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处于上升中。虽然我国最近几年光伏、风电装机位居全球之首，但它们在能源中的占比仍然较低。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国必须加速能源结构转变，大幅减少煤电，大力发展光伏、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清洁能源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
工业低碳化带来机遇。我国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比较高，分部门来看，主要包括钢铁、有色、石化、化工、造纸、水泥等传统行业。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降低能耗及减少排放将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第二大推动力。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努力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不变，通过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等，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工业低碳化将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清洁设备的发展潜力巨大。
交通电动化带来机遇。交通运输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降耗减排的重要对象。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受到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新能源汽车基本和欧美日同时起步，虽然已连续多年居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第一位，占据全球约一半市场份额，但渗透率仅为5%左右，发展空间巨大。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到202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预计将升至20%左右，到2035年纯电动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交通电动化将为新能源汽车及其上游的“三电”、氢能、材料、设备以及辅助设施，如充电桩等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建筑绿色化带来机遇。建筑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途径是打造绿色建筑，即在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空间使用效率，主要包括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低碳改造和按照更高的绿色标准来设计并建造新建筑。英国和德国已经出台了绿色建筑评估方法，一些国家已经以立法的形式对建筑绿色化提出要求，更多国家正在考虑出台相应的强制性法规或鼓励性措施。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房屋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由于年代久远和绿色意识淡薄，绝大部分建筑没有考虑低碳绿色因素，建筑绿色化空间巨大。
碳移除带来机遇。农业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途径是碳移除（碳汇），即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防止沙漠化等，增强植物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生态系统质量不断改善，连续30年保持森林覆盖率、森林积蓄量“双增长”，截至“十三五”末，我国森林积蓄量超过175亿立方米。鉴于我国森林覆盖率绝对水平仍然较低，碳捕获、使用和储存(CCUS)等新兴碳移除技术将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碳移除中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当然，高碳产业和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竞争加剧、销售下降、成本上升、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况，将给银行资产质量带来极大压力。货币政策和监管规则的变化，包括将银行的碳足迹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合格资产筛选时考虑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因素，在“最低资本要求”中添加绿色因素，高碳信贷业务额外计提资本，强制披露气候信息等，都在挑战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管理能力，需要认真研究，未雨绸缪。
经济金融理论、中国银行和许多领先同业的实践都表明，金融机构本身既是碳达峰、碳中和的践行者，又可以在实体经济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推动者作用。
一是发挥资金供给作用。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信贷、融资租赁、信托等间接金融工具将储蓄资金等投向绿色低碳行业，也可以通过债务、股权、风险投资等直接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行业，成为它们的源头活水。
二是引领生产要素配置，金融是生产要素重要的“方向盘”和“指挥棒”。通过在授信业务中更多地考虑借款人的ESG状况和项目的“碳强度”和“颜色”，采取差别定价，提升高碳行业的资金成本或降低可得性，降低低碳行业的资金成本或提高可得性，引导社会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向绿色低碳行业。
三是跨时空交换风险和收益，金融将风险和收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投资人之间按需分配，可以使不同风险的项目各入各眼，让不同偏好的投资者各得其所。通过将长期资金需求配置给人寿保险等长期资金，将预期风险高的项目配置给风险投资等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可以使一些信息对称性差、即期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的战略性绿色项目成为可能。
四是提供流动性，碳排放权交易（ETS）将是未来规范市场主体排碳行为的重要工具，我国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提供碳远期、碳掉期、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和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可以大幅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价格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
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共识，部分企业已经率先发力。2021年2月26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决定恢复设立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支持绿色转型。全球资产排名前20大银行中，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大多已提出自身运营或投资组合的碳中和计划和时间表。国内企业也在积极研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一些大型钢铁企业、能源电力企业已经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
回首过往，中国银行激发活力、敏捷反应、重点突破，绿色金融工作取得较好成就。2020年末，中国银行境内绿色信贷本外币余额8968亿元，占比在“十三五”时期逐年提高；“棕色”行业（指煤炭及国家拟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8大高碳行业）贷款余额在境内对公信贷余额的占比较“十二五”末降低7.26个百分点。在海外，中国银行支持了迄今世界最大光伏电站——阿布扎比1.5GW太阳能光伏电站、世界最大光电综合体——迪拜950MW光热光伏一体化电站项目等一批标志性项目。2016年以来，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陆续发行了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担保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社会责任债券、蓝色债券、转型债券等，多项交易创首发记录。2020年，中国银行境内外绿色债券承销量均在中资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碳排放配额抵押贷款业务业内领先。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和国际社会控碳减排、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
展望未来，中国银行将以“金融报国”之心，秉承“融通世界、造福社会”的愿景，坚持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全球化综合化为两翼的战略发展格局，以不须扬鞭自奋蹄的自觉，埋头苦干，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立志打造绿色金融新名片，成为绿色金融服务首选银行，把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口之一，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努力奋斗。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中国银行董事会负责批准本行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定期听取绿色金融进展情况的汇报并提出指导意见。党中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后，中国银行在党委会下设立了绿色金融及行业规划发展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董事长担任组长，党委副书记、行长担任副组长，统筹、指导、协调绿色金融工作。发挥执行委员会下设的绿色金融管理委员会作用，做好相关具体工作落实。
制定绿色金融战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中国银行2018年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引下，中国银行在本行“十四五”规划体系中专门制定“十四五”绿色金融专项规划，明确提出绿色金融战略目标和配套措施等，并将在执行中逐年细化当年工作方案，确保绿色金融工作不偏航，不松劲。
推进“一体两翼”布局，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中国银行将以国内商业银行为主体，持续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支持绿色产业加速发展、高碳行业减碳控排、棕色行业转型升级。发挥全球化经营优势，加快境外绿色产品创新，不断扩大绿色债券全球服务优势，支持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低碳建设。发挥综合化经营优势，不断开发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基金、绿色投资产品，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绿色金融服务。
纳入全面风险管理，开展气候压力测试。气候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体系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风险，但全球尚缺乏协调一致的政策标准和管理工具。坐而等不如起而行。中国银行正在研究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之中，建立相应的识别、量化、分析、缓释、报告制度，将气候风险管理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了解客户和产品的“颜色”，防范“洗绿”“漂绿”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分析风险来源和数量，做好风险预警，使气候风险可防可控，绿色金融行稳致远。
践行大行担当，主动披露气候相关信息。信息披露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提升市场形象，增加公司价值；另一方面，它需要许多复杂的基础设施支持，包括改造管理信息系统、积累数据、建立模型等，绝非朝夕之功，对大型综合化机构尤其如此。中国银行已经加入成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支持机构，将按照它的披露建议和我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充分披露气候相关信息，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以身作则，研究制定自身运营碳达峰、碳中和计划。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银行正在研究制定自身运营碳达峰、碳中和计划，力争尽早明确包括范围一、范围二和部分范围三的碳达峰、碳中和路径和方法，公布时间表，带动客户、供应商伙伴一起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国和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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