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加速向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作为绿色金融的有益补充，转型金融在近年间受到了广泛关注。就国内而言，“双碳”目标下，各方对我国转型金融政策、标准、市场实践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5月24日，在碳中和与可持续投资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透露，人民银行及G20正在编制转型金融相关政策框架；近期，上交所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先后创新推出转型相关债券。

立足当下，转型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双碳”目标实现上发挥着重要支持作用。国内外转型金融发展现状如何？我国转型金融政策和制度建设有哪些新进展？转型金融产品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创新？我国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将面临哪些挑战？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

《金融时报》记者：发展转型金融对实现“双碳”目标有哪些助益？

王文：在《巴黎协定》明确的气候目标下，中国提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而开展可持续的投融资活动是支持气候目标实现的源头和基础。

从宏观视角看，转型金融既是“双碳”目标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的桥梁，也是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创新的新增长极。在我国，“1+N”政策体系将各个行业部门和相关领域都纳入到绿色发展整体框架之中，转型金融成为金融部门探索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抓手，也是绿色金融在“双碳”领域的改革发力点。

微观视角方面，转型金融有助于“双碳”目标中那些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企业在绿色转型升级趋势下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有效填补了当前绿色金融尚未覆盖到的高碳企业和棕色资产。在日益紧迫的减污降碳目标和限制下，高污染、高排放行业面临巨大减排压力和挑战，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寻求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升级，需要不以牺牲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为前提有序开展碳减排行动，而转型金融为此提供了项目和资金支持，将成为污染企业寻求绿色升级转型的重要机遇。

《金融时报》记者：国内外转型金融发展现状如何？

王文：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据相关估计，到2050年全球需要投资92万亿美元才符合《巴黎协定》所需满足的资金需求，这推动了转型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

从国内角度，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转型金融在中国日趋完善。早在2020年，一些地区便开始陆续推出关于转型金融的试点，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湖州市；一些金融机构也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如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已经推出支持转型金融的第一批指导性文件，在2021年年初分别发布了《转型债券管理声明》和《转型债券框架》，明确定义了转型债券并给出了合格项目类别；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在2020年11月发布的《气候转型融资指南》中也认为，转型金融支持对象包括技术和活动能够产生比一切照旧情形更低的碳排放结果。

从全球角度，各国积极发展转型金融业务，但转型金融在全球尚未形成统一定义。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技术专家组发布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明确了转型活动的支持范畴；同年9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发布《为可信赖的低碳转型活动提供金融支持白皮书》，明确转型金融为“气候减缓转型”；同年12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了《气候转型融资手册》，强调信息披露的方向和规则，但尚未明确提出转型金融的概念、标准、分类等。可见，不少国际组织与机构对转型金融的阐述仍保持不同标准，现阶段全球对转型金融的定义尚未统一。总体来看，国际上关于转型金融的认识和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的方案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为中国开展转型金融创新提供了前景与机遇。

《金融时报》记者：制定转型金融框架是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今年的重点任务。请问当前我国转型金融政策和制度建设如何？

王文：随着气候问题愈发严峻，转型金融在可持续金融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中国高度重视转型金融的政策和制度建设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强调了气候投融资与转型金融的重要意义；人民银行曾参与撰写《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与《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并且中国又率先开展了可持续金融的相关的工作；今年4月，中国主持了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各方对转型金融的相关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勾勒出与转型金融相关的六大政策标准。

中国在转型金融的制度创新与政策落实方面均领先于全球。创建统一的转型金融标准体系有助于提高我国开展转型金融工作的综合效率，也有利于加强转型金融的监管工作，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中国在转型金融、绿色发展、低碳减排、气候治理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企业品牌形象。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国内关于转型金融信贷工具与债券工具的探索均在有序推进，请问在转型金融产品完善与创新方面，您有哪些想法或建议？

王文：我国多层次的高碳行业转型需要多元化的转型金融工具来实现，金融机构面临大量机遇。当前，绿色项目所支持和覆盖的领域大多面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具备碳减排效益的项目，而光靠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无法满足重点领域转型实践活动的需求，金融部门需要探索新举措以支持污染排放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因此，转型金融的开展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金融部门通过转型金融，可以有效将绿色资金与实体经济转型有效衔接起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更加完善，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挖掘新领域和新渠道，为“双碳”目标的金融升级寻求新路径。

在此过程中，建议金融机构可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水平，积累气候投融资相关投资经验和风险管理经验，引导自身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服务升级，并可为绿色金融的产品和工具寻求多元化创新，例如，为转型金融活动支持的企业辅助发行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GSS）债券以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募集资金用于支持企业脱碳并与实际可持续经营表现挂钩，不断完善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提升绿色资金的综合运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我国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王文：绿色金融多是在能源消费端提供资金支持。转型金融则是在工业生产端提升碳密集型行业的转型速率，有效弥补了绿色金融缺乏对高碳企业转型的资金支持问题。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转型金融可有效弥补绿色金融的制度不足。

但在“双碳”目标下，实现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的紧密联系与有序衔接，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金融机构在面向高碳企业开展转型金融支持时，需要面临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尚没有完全明确，而转型金融在对宏观气候目标与“双碳”路径的支持上缺乏精准性，从企业角度进行发力将需要金融部门开展特殊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这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成本——不仅需要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开展动态支持与评估，还要随时应对转型带来的行业风险、政策风险、资产减值风险，更要面对转型过程到期后的成果不确定性。

其次，转型金融的标准化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在标准完善之前，金融系统将为之付出大量时间和资金成本。一是行业差异，转型金融面向的各类高排放行业设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规划，在资金需求、时点选择、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二是路径差异，不同企业受限于生产方式和技术积累，在运用转型金融资金上的个体差异较大；三是评估差异，界定低碳转型是否成功的评估依据尚未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