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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 刘锦涛
中国自在“十三五”规划中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提升到国家战略以来,不断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发挥绿色金融服务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职能,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绿色金融发展前列,并引领着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
“碳中和”目标为中国绿色发展赋予新使命
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表明了中国应对气候环境问题的决心以及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担当。
10月底,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这亦表明了在中国未来五年的“十四五”规划中,“绿色发展”也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根本途径。
面对疫情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抓住了其中的机遇,在“碳中和”目标与“十四五”规划之下,为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实现绿色复苏,在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布局与改革转型,以绿色低碳作为升级导向。
2020年秋冬季,我国多地围绕建筑、钢铁、能源等碳排放较大的重点产业开展了数次大型论坛与博览会,从产业发展现状及方向上为“碳中和”目标下重要产业的绿色改革之路作出了深刻探讨。
具体来看,在建筑业领域,中欧绿建创新论坛上提出了建筑业在未来需要进行工业技术改革和基础工人的技能升级以弥补其创新能力;在钢铁领域,第十一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提出,钢铁产业还需要向技术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转型;在能源领域,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提到了我国目前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绿色优化。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筹备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推出绿色金融衍生品助企业防范环境气候风险;同时,中国资产管理武夷峰会上为资管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绿色发展方向,合理发挥绿色股权融资的增长空间;此外,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例如绿色证券的计量评价、绿色信用数据库的构建、绿色衍生品的开发等。
综合来看,“十四五”规划是为实现“碳中和”长远目标走出的第一步,也是开展疫情后经济复苏的第一步,而二者都是实现绿色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期间,“绿色发展”的主基调将为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赋予绿色转型新使命,为绿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升级提出新要求,最终助我国走上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领跑全球,但仍蕴含着巨大潜力
自“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成为国家战略以来,中国近年来在绿色金融领域持续保持着迅猛发展,跻身全球前列。
截至2020年10月,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并保持了较低的不良率。绿债发行量也持续大幅增长,2019年,在符合CBI(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定义的贴标绿色债券全球发行量排名中,中国以313亿美元(约2160亿元人民币)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截止2019年底,国内绿色贴标债券总余额达到了9772亿元人民,非贴标绿色债券总余额预估也已超过1.7万亿人民币。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在我国绿色融资中占据较高比例,为企业绿色项目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同时,中国绿色金融地方试点城市在近三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并逐渐形成了地方特色,其产品创新与经验创新有望尽快向全国推行。此外,中国在碳交易上也已成长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截至2020年8月,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4亿吨,累计成交额达到92.8亿元。
不过,绿色金融在我国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上升空间。首先,我国每年绿色资金仍存在较大缺口,且逐年扩大。2019年新增绿色资金缺口达6180亿元,绿色融资需继续扩大规模以满足绿色项目的资金需求。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占我国绿色融资总量的比例高达97%,剩余仅有3%的融资为绿色股权融资,因而绿色基金和绿色证券融资在我国具有更为广阔的增长潜力。
其次,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也存在创新潜力,例如开展ABS绿色资产担保债券业务、市政专向绿债业务等,以及在绿债发行上还能进一步向地方政府下沉,以及向更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开放。
最后,我国绿色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将会在为企业提供气候环境风险规避功能的基础上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功能,以及推动防灾基金的建立,最终有望将绿色保险市场发展为与绿色信贷市场、绿色证券市场、碳交易市场同等规模和地位的绿色金融市场。
总而言之,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不仅要在“量”上维持全球领先,而更要做到“质”上的不断改善,并将先进经验和标准向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
中国绿色金融全球发展之路上的风险与挑战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阻碍全球绿色发展的步伐,继今年欧盟宣布“2050碳中和”以及中国宣布“2060碳中和”目标后,日本和韩国也宣布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也承诺上台后大力开展低碳能源政策,并争取让美国在2050年前达到碳净零排放及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
各主要经济体通过减排目标将在新冠疫情至本世纪中叶前的一段时间内重新构建全球低碳经济新格局,为中国未来的绿色金融全球发展之路带来了合作与竞争,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首先,欧盟2020年9月计划将发行2250亿欧元绿色债券来刺激经济,全面开启“绿色债券革命”,中国虽然在绿债发行量上全球领先,但国内绿债评定标准却依然与国际标准有所差异,在这一方面,我国需要在绿债相关标准体系上尽快做到与国际接轨,并尽快将绿债发行贴标化、规范化。
其次,面对中国绿色资金缺口逐年扩大、绿色融资方式单一、绿色衍生品市场弱势等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建立统一和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管理部门,从各个领域规范绿色金融的发展,并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且国际化的基础上保持本土化与地区特色。
最后,疫情显著加剧了全球气候环境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的对外投资项目需要继续加强海外环境风险管理工作,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需要加强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环境投保等工作。
总之,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绿色复苏是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将对传统产业带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全面升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作为绿色金融的引领者、低碳经济的开拓者、绿色复苏的领航者,中国将在长期内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不断推进,走出一条开放、协调、包容、高效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锦涛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