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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虹:从“十四五”规划建议 解读绿色金融发展趋势

202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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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为我们指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绿色金融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的主体任务,

,形成更加综合发展的体系制度,在绿色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双循环格局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是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表明未来将继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然要进行经济绿色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意义重大。通过绿色金融制度和技术的共同作用,能够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助力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通过金融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将社会资金引向绿色产业,从而支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特别是 2020年疫情引起了全球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低碳化发展才是经济复苏的最佳“路径”,绿色复兴成为全球后疫情时代的共同命题。


中国是全球绿色复兴的引领者。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庄严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包括合理控制煤电发展规模。同时,将加大非化石能源发展的推动力度,包括加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构建能够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体系。继中国政府的气候承诺,欧洲议会将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1990年)从目前40%的减排目标提高到60%。10月2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由此可见,我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低碳绿色发展将是其重要特征。因此,“十四五”期间必将强化对投资和消费的绿色引导,而最好的绿色引导工具就是绿色金融。


“建议”指出了绿色金融在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方面的四大任务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支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支持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高。这四大任务,包含了绿色金融对中国消费和投资主要领域的绿色引领。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任务:一是推动绿色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二是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业体系的建构;三是支持绿色建筑;四是支持绿色低碳消费;五是支持零碳排放社区、区域和城市试点,推动2030年碳排放达峰行动的落地。


能源生产和使用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5%以上,而且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因此,绿色能源是中国绿色复兴经济增长计划的核心。绿色能源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的核算,2020年绿色能源生产和使用的资金需求超过了1万亿元。要建立绿色能源体系,不仅要靠资金投入,还要对绿色能源体系的技术进行筛选,只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是可负担的绿色能源,才有市场推广价值,这种对绿色技术的筛选,财政是难以承担的,必须要依靠绿色金融的市场属性,通过既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又保持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能源系统。


与之情形相似的是依托绿色技术支撑的绿色工业体系的建构。工业排放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0%,是中国实现零碳排放目标最需要关注的领域。通过引进节能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工艺流程,减少工业温室气体排放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绿色技术必然需要与智能化数字化等高新技术相结合,而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工业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只有能帮助提高能源效率节省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才有市场推广的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化和智能化数字化是殊途同归相互支持的。


我国提出了“新基建”计划。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作为中国“绿色复兴”和绿色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必须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复苏转型、助推中国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新基建是智慧经济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吸收新科技革命成果,实现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绿色环保防灾公共卫生服务效能体系建设、5G—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以大健康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网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看出,“新基建”计划一方面具有循环、绿色、可持续的气候友好性质;另一方面,其计划纳入的行业均具备较强的智能互联的产业关系与发展前景。所以,新基建的本质就是产业智能化和绿色化。在中国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整个新基建都将会是以绿色化为底线为基础,因此,新基建是未来中国绿色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指出,在中性情景下,2020 年到 2025 年,以 5G 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约为 17.5 万亿元。但本轮“新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并不像应对金融危机4万亿元刺激方案一样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而主要是来自央企、地方政府、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这意味着,绿色金融必须在新基建计划引领的绿色工业体系建构中发挥主体作用。


农业、交通、建筑这三大消费行业分别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10%、6%和4%,如果对这三大消费行业通过绿色金融进行绿色引领,就可以建构我国绿色消费体系,并解决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20%的节能减排问题。无论是绿色农业,还是绿色交通和绿色建筑,都属于市场行为,不仅需要财政支持,更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


绿色金融还需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这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支持零碳社区、零碳试验区、零碳城市来实现。央行领导的绿色金融试验区建设,已经在六省九区建立了九个绿色金融试验区,运用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和手段帮助推动地方绿色发展,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绿色金融支持的生态环境目标,明确推出绿色金融支持的零碳试验区或者碳排放率先达峰试验区。


绿色金融支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绿色金融要支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提升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完善;二是支持环境基础设施的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三是运用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工具强化多污染协同管理和区域协同治理;四是运用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模式;五是运用绿色金融解决土壤污染治理中污染者难以确定的问题,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协同管理。


绿色金融是支持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主要工具,是因为金融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而市场价值发现的基础是产权的明晰,所以,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权益的明晰本身就是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建立和完善这些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才能通过市场交易发现和实现这些资源环境的价值,从而支持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


“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要消除重污染天气,治理城乡生活环境,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加强白色污染治理,重视新污染物治理。要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技术装备、产品的研发及应用、环保服务涉及的产业上下游,吸纳就业能力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可以实现产业联动,同时带动绿色消费,调节生产与消费的供求关系,从而实现经济双循环的内在要求。但环保产业目前智能化以及设备互联互通率较低,这一轮新基建的推广将实现移动网络向工业生产端的渗透,实现万物互联,把企业在环保治理方面的物料数据、工艺数据、设备数据、运营数据、排放数据和管理数据等全部打通、实现互联。通过搭建数据集中采集、存储、分析的技术体系和基础平台,创立实时监控、科学分析、智能决策、高效管理的智慧环保新途径,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环保设施的运营效率,降低企业环保运维成本,环境治理随之将呈现出“高质量、系统化、效益化”的行业特征。而这些转型,必须依托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才能完成。


环境治理必须一体化进行,例如京津冀大气治理、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等,任何一个经济和行政主体的单独行动都很难达到很好的治理效果,必须要求集体行动。这就对环境治理提出了极高的集体共同行动和合作的需求。环境治理又是外部性极强的行为,经常某一行政区采取的环境治理行动,受益的却是整个环境系统的所有行政区。绿色金融因为是市场行为,比财政具有受益方更清晰、付费机制可监督和可核查性更强、环境治理受益方与供给方对接更直接等特点,因此,可以在环境治理跨区域跨国界协同治理合作机制的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绿色金融支持生态质量和稳定性的提升


绿色金融必须支持生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主要包括:一是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二是绿色金融支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三是绿色金融支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四是绿色金融支持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以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五是绿色金融支持生态系统监测技术创新。


生态系统能够提供食物、淡水、清洁空气和人类庇护所,有助于减轻自然灾害、减少病虫害并调节气候。而且,这些生态系统还具有吸纳温室气体的功能,因此,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除了要在能源、工业和消费领域通过加强绿色引领,建构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节能减排系统,还要通过生态系统的修复和质量的提升来加大生态系统吸纳和捕捉温室气体的能力。


我国在推进绿色金融中已经将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纳入其支持范畴。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中,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内容纳入支持的绿色项目中。我国出台的一系列与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相关的规划和措施,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也为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机遇。以国家公园为例,从其概念被提出之时,目标之一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创新性地保护生态系统。例如,要建一个国家公园,政府肯定无法一次性投入太多财政资金。此时,金融机构可以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建国家公园,然后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国家公园非核心区域的商业运营等形成资金流,每年偿还给金融机构。此外,生态保护具有国际属性,很容易吸引到国际赠款,再加上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等,就可以把生态保护项目设计成一个分期付款、多渠道还款来源的市场化运作项目,通过这种方式,金融机构就可以介入多种模式的生态保护项目中。此外,各地方也在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了努力和尝试。


总之,“十四五”期间将是全面绿色发展的新阶段,绿色技术、绿色领域、绿色产业不断创新,必然带来融资新问题和新难题,并需要更多的绿色资金支持,这些都需要绿色金融在质和量上具有更高的提升和发展。


来源:中国金融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环境经济学和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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