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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金融体系进展

2017-06-22  来源:《中国金融》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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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孟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与研究项目联席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唐羽译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银行、投资者、保险机构和金融中介组成的金融体系,是全球80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和30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坚实基础。本文为联合国环境署2014~2016年阶段研究成果,回顾了全球金融体系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及发展,重点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如何对普惠绿色经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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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根据201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报告的预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需要每年5万亿~7万亿美元的投入。其中,发展中国家普惠绿色经济发展每年需要3.9万亿美元,主要投入于能源、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食品安全、水和环境卫生等领域,但当前实际投入仅1.4万亿美元,缺口高达2.5万亿美元。据预测,公共部门资金仅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认为,中国的绿色融资需求每年高达4000亿美元,但公共部门仅能满足15%,需要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量融资。

根据2016年G20绿色金融研究组的定义,绿色金融是“在环境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为维护环境效益进行融资”。环境效益与绿色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其基础是新兴绿色行业、产品和技术,体现为减少空气、水和土地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使用自然资源时改善能源使用效率。绿色金融通过绿色决策机制,将环境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并调节风险观念,增加环境友好型投资,减少损害环境的投资。

为什么需要金融部门参与

传统上认为,对于涉及实体经济外部性的问题,最优方式是从其内部着手解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负面效应进行市场化的定价,金融部门的参与十分重要。一是对外部性进行估值。由于外部性的错误定价对第三方或社会公众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应采取行动。二是促进创新。刺激“失去的市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如改善区域市场流动性标准。三是管理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稳定性受环境因素、相关政策、技术和社会反应的影响。四是确保政策连续性。确保金融体系相关政策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

绿色融资金融转型面临的障碍

融资层面的改革面临多重障碍,包括项目流程的薄弱环节、绿色基础设施带来的成本提升、融资回报率低下、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私人部门投资环境不理想。

G20对绿色金融的创新注重解决金融体系的内部障碍,主要针对环境和财务方面的决策失误,究其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金融决策缺少社会和环境因素方面的数据。此外,短期行为可能降低对资本密集型环境项目的可持续投资,对环境风险错误定价亦会减少绿色融资,反过来鼓励对污染领域的投资。

总的来说,改革金融体系可归结到三个层面:一是有效性,即市场在何种程度上对资产价值的可持续因素进行定价;二是效率,即融资成本;三是弹性,即系统对不可持续发展扰动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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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趋势

近年来,金融体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活动快速发展,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日常经营过程。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旨在改善金融行为,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变革。对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来说,国内长期融资一般会快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Ⅲ等降低了银行倒闭风险的政策措施,也降低了长期贷款收益率,低碳、可再生能源等气候弹性基础设施的融资也有所下降。

二是市场协调行为。金融机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环境和社会效益,公共部门建立了有效的融资框架,金融机构推出了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风险模型、信用评级方法改良、薪酬和自愿披露安排。开发银行在使用公共融资撬动私人资本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税收优惠成为有效实践,美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三是目标导向的规则制定。金融机构、决策机构、监管机构、标准制定机构、其他非市场参与者、证券交易做市商等,均采取了大量非市场化的措施,在决策时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联合国环境署统计了200多个“绿色/社会”效应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创新措施,较为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银行监管创新中的努力,以及发达国家对机构投资者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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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评估进展

近期全球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付出重大努力,但多数成果是政策和行动指南文件,缺少对有效性的分析。如能向市场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则有助于强化领导层和投资者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近期,全球40家证券交易所在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SSE)中承诺,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符合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变化金融披露工作组的指南要求。2015年对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投资决策的研究发现,这些措施的影响并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色信贷指南提倡银行监管对绿色信贷实行“软干预”,这被公认为最佳实践。绿色金融工作组认为,中国15%的银行贷款符合该指南要求,较2007年大幅上升。当然,其他强化环境监管的措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衡量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有五类方法。在衡量效果的同时,还需要研究金融系统服务普惠绿色经济的进展。为此要确定绿色融资需求,如各国绿色融资的流量和存量,但仅有少数国家进行了系统性的统计,个别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研究绿色信贷及投资发现,2008~2012年中国绿色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2%上升到3.1%,2012年投资额超过2600亿美元。市场资金占投资的主要地位,其中,占比最高的可再生能源领域为78%,最低的环境保护领域也达到61%。预计2015年绿色投资需求将达2.867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将达到2.908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增速不快,但占GDP的比重将超过3%。

2014年,巴西银行家联盟委托Getulio Vargas基金,对巴西的绿色融资进行摸底调研,横跨银行信贷、投资、保险和无偿基金(如亚马逊基金)四个资金来源,涵盖一般性政策和自愿性承诺、经济情景集成模型(ESG)及风险分析(如赤道准则)、主题投资(如可持续交通、再生能源)、主题产品(如提高能效的直接信贷)等。分析显示,一般性承诺和准则已覆盖2万亿美元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相关主题投资已达670亿美元。据印度尼西亚金融监管机构代表对该国再生能源、可持续农业、绿色工业和生态旅游行业绿色信贷的测算,2011年该国绿色信贷占比仅1.2%,2012年和2013年也仅仅增加至1.3%和1.4%,约10亿美元。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融资需求的流量和存量尚未全面体现金融体系的效率、有效性和弹性。金融体系运行成本效率和产出之间的联系仍然有待探索,与可持续金融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认识。尽管融资总量快速增长,并应用大量技术降低成本,但金融体系的效率并未相应提高。

同样,在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定价和管理的有效性方面,缺少直接数据和分析证明环境相关风险更低。更多的研究认为,金融风险定价与负面的环境效应外在性之间存在差异,表明市场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并不一致,G20绿色金融研究组在发布的首份报告中持相同态度。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变化金融披露工作组亦假设私人金融部门决策未对气候风险进行有效定价,当然也未必是错误定价。中国工商银行发布的报告使用了环境风险方法,其亮点是在更长的时间段进行考量,但未发现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错误定价行为。

在金融体系弹性方面,由英格兰银行牵头,就气候变化对英国保险部门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审慎评估。其他央行也有类似举措,特别是荷兰、欧洲、德国、瑞典等国央行进行了具有可比性的评估。这些高级别评估取得了类似的结论,即存在不稳定的风险,将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目前的威胁不大。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表示,当各界认识到气候变化成为金融稳定典型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

联合国环境部门开发了初步的绩效框架,主要由规则架构、市场行为和资金流动三大分析支柱构成。该框架下涵盖金融体系内直接或间接强化可持续发展成果的相关规则、规章、政策、规范和基准。此外,还考察这些规则是否与可持续发展需求相一致。在市场行为方面,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关键行为,重点是市场参与者、做市商和金融服务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资金流动方面,主要评估资本在可持续发展因素方面的配置,包括每年的流量和资产存量。

结 论

绿色金融体系正处在完善过程中,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场变革应有多么深刻、将会有多么深刻、应该持续多长时间,仍不明确。金融体系的初步创新显示,通过提高效率和有效性,改善金融和资本市场稳健性,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过程潜力巨大。

改善与能力发展相关联的信息流动,是抓住发展机会的标志,也是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契机。超越现实障碍,寻求解决具有本地特色的问题,还将面临短期主义、过度关注高杠杆和部门内部贸易、过高估计流动性收益等的挑战。金融体系需要采取实际行动,加大推动力度,以期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产生应有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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