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2020-03-16
....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3期，于中国知网网络出版
摘要：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省爆发并向全国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在中央有力领导下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系统梳理了疫情发生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外各界解决问题的相应举措，探讨如何通过财政金融、货币政策、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等政策促进经济的恢复，金融如何发挥“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并对防范相关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疫情防控；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国家安全应急机制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2019 to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NCP broke out in
Hubei Province and sprea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Upto now,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pidemic
hasbeen phased control, but th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can not be
ignored. This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rough the impact of the
outbreak on the economyand th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s how to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policies such as finance, monetary policy,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mechanisms, and how finance can
play the role of“ economic booster ”and“ socialstability mechanism”.
Last but not least,this paper put forward policyrecommendations to
prevent related risks.Key words: epidemic control; financial policy; fiscal policy;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 mechanism2020年1月，新冠疫情的突发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更是加快了疫情的传播。疫情对人民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造成了双重影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大、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短期来看，人员流动急速下降，交通、零售、酒店旅游、餐饮业、消费、仓储、邮政业房地产及建筑受到一定影响。2003年“非典”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DP同比增速从2002年第四季度的9.1%下滑至2003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更是进一步下滑至2.3%，住宿餐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从2002年第四季度的12.3%下滑至2002年第二季度的7.4%。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1月25日至2月14日共发送旅客2.83亿人次，日均1348万人次，同比下降82.3%。房地产业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销售普遍处于停顿状态，开发业务复工进度缓慢。长期来看，假如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对经济增速、失业率有长期负面影响，国内市场信心与预期也会受其影响从而传递到投资行为。目前，中央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反应应对，采取多项举措逐步让疫情得到一定控制。考虑到疫情冲击下的替代性增长，创新性增长、增长的时滞和政府已经出台的稳增长系列措施的影响，如果2月底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基本受控、湖北地区3月份出现拐点，那么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会是阶段性、暂时的。如何有效对冲疫情的短期影响，有效平衡疫情控制与经济生产的矛盾值得综合权衡。
与“非典”疫情相比，本次疫情基本情况存在如下区别：一是重点区域不同，“非典”重灾区为广东、北京，分别是中国经济、政治的核心区，当年广东占全国经济11.5%的比例，北京占全国经济比例也有3.1%。而本次疫情中心武汉所在省份湖北占全国经济比例为4.6%，其中武汉占比为
1.6%，相比较来说影响稍小；二是时间控制不同，“非典”疫情于2002年12月开始，但控制较弱使得2003年4月份全面爆发，直至6月才结束，而本次疫情自2019年12月底发现，2020年1月下旬就开始严防严控，预计影响时间短于“非典”；三是经济体量方面，2019年底中国GDP总量水平已接近100万亿远超2003年水平，因此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四是就业压力需要有效解决。2020年我国应届大学生高达874万人，而“非典”所在的2003年不到200万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只有512万人，这也反映出稳就业需放在六稳之首，就业的压力需要各方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有效缓解。
与“非典”时期相比，本次新冠疫情面临的风险与政策应对也有所不同：一是杠杆率不同，我国目前企业杠杆率约为150%，高于2003年水平，说明企业面临偿债压力上升，违约风险提高。二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不同，2003年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国企改革之后的新经济上升通道，而我国目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加之国际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亟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根据生产法核算，服务业占我国GDP总量高达53%。四是目前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面对冲击，需要更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应对。建议财政政策应更为积极有效，包括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增加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措施，以此来确保经济复苏。央行需进一步降息降准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扩散对于美国、日本、韩国、伊朗、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家的影响几何，对于全球经济、市场的传导机制，对汇率、金融市场、进出口、投资、消费和行业的冲击需要做好充分的研判。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是食品、汽车等商品的主要买家，在疫情影响下中国消费减少延缓进口，同时，由于此次疫情防控可能阻碍某些制造行业的生产，加之生产全球化的现状，某些零件供应的中断通过连锁反应传导到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影响进出口和全球贸易互通。疫情影响也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冲击，2月27日美欧股市全面下跌，28日沪深A股与港股开盘后也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如果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可能会遏制全球经济增长。相关国家需要加强疫情防控方面的预警、合作和联动，包括建立疫情信息网络、医疗技术合作、出入境核查联动，通过全球平台对于有前景的疫苗和治疗药品及试验方案尽快达成共识等，有效降低风险共度时艰，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稳定剂。从国际国家安全与应急机制来看，美国在911后建立起NRP国土安全运行中心，负责国家层面突发事件的协调处理，设置全天候跨部门组织与各级紧急行动中心协同应对国家突发事件。高科技综合集成应急平台行使了日常综合预测预警、形式通告、紧急处置等职能。同时，美国建立了“国家-州-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应对体系，以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地区/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和地方城市医疗应对系统为主体，形成一个立体化、多层次的综合性应急网络。对于重大突发事件，当总统宣布启动“联邦反应计划”时，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成为全部应急事件总协调，联合国防部、联邦卫生部、联邦环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能源部共同建立危机应对体系，发挥联邦层面强有力的指挥功能。[1]
英国在内阁办公室设立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CCS），作为国家应急管理办事机构，负责协调跨部门、跨机构的应急管理工作和紧急救援行动。该秘书处为国家应急管理事务的常设机构。政府根据《国内突发事件应急计划》对日常工作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各部门如何协作处理突发事件、不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做出规划。
日本以内阁府为中枢，采取了整个政府集中应对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在纵向上实行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防救灾组织管理，建立了各省、厅分工合作的应急机制。横向上，保健所与地方政府、警察、消防、医师协会、医疗机构、地方卫生研究所等都建立了协调关系。具有通过立法明确职责、简化应急管理层次、军队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注重组织保障、管理体系日常化的特点。
德国实行属地管理，以州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当遇到大型突发事件时，由事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核心领导协调与组织应急救援。战术指挥部在前方负责现场救援的具体实施，由专业救援机构与志愿者组织组成。两者分工明确，衔接紧密，提高救援效率。德国的国家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有以下特点：一是健全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包括《民事保护法》、《灾难救助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政府实施应急处置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二是现代化的应急信息系统，危机预防信息系统集中向公众提供各种危机情况下如何采取防护措施的信息，同时，建立民事保护和灾难防护领域的内部信息网络来支持非同寻常的危险和损失发生时迅速的信息分析；三是社会化、专业化的应急组织系统，德国特别重视应急管理工作的社会化，社会力量极大地弥补了政府能力的不足，充分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从而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应急管理网络。[2]
国际社会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一般以中央政府作为核心负责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等作为辅助主体。应对措施通常为直接财政补贴支出、减税降费、提供贷款贴息、货币政策宽松、信贷担保机制、存量融资延期或利息减免、新增融资支持、社会援助等。为弥补突发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政府部门通常要提供积极的经济财政支持，一般通过额外的政府债券或专项债券发行增加公共支持，有效调动社会资本也是恢复经济的重要良方。[3]协调防疫与经济生产二者关系是重中之重，金融则可起到一定协调作用。目前经济生产面临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中小微企业生存、农业产品流通等压力，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均是这场抗“疫”的先锋力量。
宏观角度上，财政政策较为积极，减税和支出力度加大。2020年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要求按防疫需要延长申报纳税期限；2月1日，国家财政部发文表示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日，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2月6日公告显示企业与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单位和个体商户生产或购买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困难行业企业（交通、餐饮、住宿、旅游）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接结转年限延长，参加防疫的工作者所获补助或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截至2020年2月2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255.2亿元。同时，还需关注短期内的信贷塌方风险，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放大的次生伤害风险，可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障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一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流动性投放，续2020年2月3日公开市场操作投放1.2万亿元后，2月4日央行又在公开市场投放5000亿元，两日投放流动性累计达1.7万亿元，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二是引导利率下行，2020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至2.5%。同时，通过LPR传导机制在量增价降背景下推动市场利率下降传导到贷款市场利率，从而降低资金成本，缓解困难企业压力。三是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在疫情防控期间，央行通过规模3000亿元的专项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2020年2月26日央行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5000亿元，支持防疫相关行业企业及困难企业发展。[4]
2020年2月7日，国家财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发放通知，通过明确中央财政贴息、央行再贷款、名单制管理等宏观政策，强化疫情防控物资保障重点企业资金支持，支持疫情防控物资保障重点企业尽快恢复生产，保障重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助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5]
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采取多项政策措施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2020年2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有一个缓冲期。地方政府还通过包括缓缴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加大失业保险返还力度等措施减轻企业在疫情期间持续经营的负担，降低失业率。资本市场方面，上市公司如受疫情影响可申请延期披露财务资料等内容，部分地区上市公司免收2020年上市、挂牌年费，减轻企业负担。外汇政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外汇特殊业务处理机制，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外汇政策市场传导。同时，要求辖内银行启动应急处理机制，快速开通外汇业务“绿色通道”，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所需的疫情防控物资进口给予政策便利。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便利中小微企业跨境贸易投融资和外汇结算业务，继续简化小微跨境电商企业货物贸易收支手续，加强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金融机构角度上，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疫情发生之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进行支持和服务，包括：及时掌握企业信息，优化信贷流程，合理延长贷款期限，对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贷款，不抽贷、断贷、停贷。主动加强与有关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的服务对接，提供足额信贷资源，减费降息；建立银行账户防疫绿色通道，与防控疫情相关的银行账户服务工作简化开户流程，加快业务办理，开辟捐款“绿色通道”，确保疫情防控款项第一时间到达指定收款人账户，鼓励清算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向慈善机构账户或疫区专用账户的转账汇款业务、对疫区的取现业务减免服务手续费；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要求银行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创新工作方式，减少线下接触业务办理。证券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全力驰援疫情防控工作，例如国信证券提供超66亿元规模疫情防控债券融资服务，其中“20深铁01”创2017年以来所有公司债券发行利率新低。融资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运输业损失，对企业复工复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物资生产起到积极作用。很多保险公司开通疫情理赔绿色通道，启动特需案件预配机制，向抗击疫情的医务人员捐赠保险。为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险企业推出复工防疫保险，中国大地保险向返苏务工人员免费捐赠总额100亿元的“复工安行保”保险，人保财险上海市公司对2.2万辆按规定停运的省际客运车辆自动延长其保险期限，对部分延长复工时间的工程险项目免费延长一个月期限。这些保险机构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履约保证保险，支持放款银行对企业进行无还本续贷，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保险风险分担和保障作用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得到凸显。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及时有力，针对性强，在资金汇划、信贷供给、财物捐赠等方面有效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工作，增强了全社会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也彰显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的担当和精神。
企业角度上，央企在防疫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基础力量，民营企业也承担了社会责任，成为防疫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央企在保证床位供应、药品研发、物资供应方面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长。中建三局承建“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国药集团研制和生产病毒核酸诊断试剂，中粮集团等央企保证各地粮油稳定供应，中航集团等央企保证物资。民营企业则渗透到防疫与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众通过商超获取生活物资，通过药店获取口罩、消毒液等医疗药品。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和同城配送服务减少了民众外出的需要，减少接触传染的可能。很多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还为抗击疫情捐款、设立基金。腾讯宣布设立15亿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综合保障基金”着眼于抗击当下疫情和防患未来疫情的一揽子救援和保障计划。阿里巴巴也为生产和采购急缺的医疗物资设立10亿元专项基金。这些企业的行动增强了抗击疫情的力量，对于满足民生需要成为有效的补充。此次疫情也反映出系列问题，包括重要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不足、综合风险预警能力有待提高，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预案、体制、机制、法制在实践中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在疫情防控外仍应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精神，加大调节力度，防治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避免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化的倾向[6]，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历次应对危机的冲击中，各国政府和央行都开出不同的药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一般是必然的选择。相对于货币政策侧重提供流动性，调整需求的特点，财政政策具有精准定向、时效性快、增加结构性供给的特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用创新方法打开收支空间，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财政政策应普惠性与精准性双管齐下。一是中央部门筹集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增加疫情防控支出，对疫情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防疫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进行补贴。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二是积极扩大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的发行，为有效抗击疫情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筹集资本，地方应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无论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还是2007年应对次贷危机冲击，中国发行15500亿特别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特别国债的发行对于应对危机，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稳定市场和增长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向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倾斜，确保基本民生。四是加大减税力度，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用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金额降低所得税，减少捐赠人或企业的相关税费，鼓励承担社会责任；五是降低社保缴税率，降低企业负担。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适度灵活，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保障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用结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困难行业发展，降低融资资金成本。除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要加大力度外，还要加大中小微企业发放金融专项债券的发行力度。货币政策持续助力企业信用环境修复，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等基本面情况下，有必要对存款基准利率进行适时适度调整，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维护企业稳定经营。鼓励对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确保市场流动性。支持政策性银行对制造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外贸中小微企业，还有春耕备耕等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考虑到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避免房地产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的传导机制，要调整房地产信贷相关政策，地方政府也需要给予相关的配套支持。[7]另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绿色通道，设计专项债券，匹配企业恢复经营的现金流期限结构，帮助其度过困难时期。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历次应对危机的冲击中，各国政府和央行都开出不同的药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一般是必然的选择。相对于货币政策侧重提供流动性，调整需求的特点，财政政策具有精准定向、时效性快、增加结构性供给的特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用创新方法打开收支空间，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财政政策应普惠性与精准性双管齐下。一是中央部门筹集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增加疫情防控支出，对疫情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防疫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进行补贴。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二是积极扩大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的发行，为有效抗击疫情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筹集资本，地方应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无论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还是2007年应对次贷危机冲击，中国发行15500亿特别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特别国债的发行对于应对危机，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稳定市场和增长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向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倾斜，确保基本民生。四是加大减税力度，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可用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金额降低所得税，减少捐赠人或企业的相关税费，鼓励承担社会责任；五是降低社保缴税率，降低企业负担。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适度灵活，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保障市场流动性充裕，利用结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困难行业发展，降低融资资金成本。除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要加大力度外，还要加大中小微企业发放金融专项债券的发行力度。货币政策持续助力企业信用环境修复，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等基本面情况下，有必要对存款基准利率进行适时适度调整，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维护企业稳定经营。鼓励对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确保市场流动性。支持政策性银行对制造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外贸中小微企业，还有春耕备耕等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考虑到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避免房地产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的传导机制，要调整房地产信贷相关政策，地方政府也需要给予相关的配套支持。
另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绿色通道，设计专项债券，匹配企业恢复经营的现金流期限结构，帮助其度过困难时期。
2.金融应发挥“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2020年，货币信贷政策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社融规模会明显增加，预计一季度、二季度金融同比增长接近8%。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可加强信贷支持，包括增加信贷投放、发放专项贷款，降低餐饮、旅游等困难行业企业以及口罩、药品生产研发等防疫所需相关行业企业贷款利率。开启疫情防控授信审批和跨境业务绿色通道，简化购付汇业务，应急信贷审批实现当日上门、次日放款等。
创新金融工具，例如中国银行发行面值5亿元人民币的防疫专项同业存单，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资金。政策性银行应发挥自身特性，满足疫情防控融资需要，推动专项贷款发放，降低贷款利率。银行与专业投资机构应建立市场化长期性合作机制支持公共卫生服务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政银保联动授信担保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科技企业长期集合信贷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银行+征信+担保”的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新模式。建立银行跟贷医疗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缓释资金池，完善投贷联动创新机制。本次疫情暴露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亟需完善，金融机构应对重要业务系统建立应急预案，包括业务应急与技术应急，开发信息科技风险及重大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工具，各金融机构间也应建立信息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化的沟通渠道，通过跨机构、跨系统联动性应急演练联防联控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黑天鹅事件。
3.保险支持防疫工作助力复工复产。保险企业可加大企业财产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拓展力度，为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保障；提高疫情防控期间人身保障，为医护人员及患者、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疫情相关专项保险，提供绿色通道，加强各方面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金融支持；创新保险产品服务，不仅可以面向企业推出新产品，还可以扩展保障责任或者开发专属产品直接向个人赠送保险，助力地方企业复工复产。4.有效发挥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针对疫情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以及春耕春种面临的农业方面问题，一是可以鼓励线上农产品交易，利用资金支持相关平台发展，降低运输费用，保证疫情期间供给价格稳定；二是推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大力度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农村流转体系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建立以绿色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融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绿色农业、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生态建设等产业；三是完善绿色担保机制，担保基金可为绿色市政收益债券和绿色PPP项目债券提供信用担保。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成立专业性的绿色担保机构，还可考虑多级政府（如省、市、县）共同出资，建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真正搭建民间资金与政府项目之间的普惠桥梁；四是完善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体系，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创新金融服务、健全用地政策支持、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行体系建设，使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迸发，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增强，对于疫情防控也有减少人口流动、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产品供给的作用。 5.金融推进新兴产业和互联网发展。疫情冲击会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加快生物医药、医疗设备以及5G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新兴经济及数字经济行业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线业务需求受复工需求影响急速上升。在医疗行业，积极推动快速智能医疗和远程医疗的发展。远程工作推动线上办公软件如钉钉的兴起。受疫情影响网络教育、线上教学平台在教育行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5G相关的科技基建，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互相结合带来产业升级转型机会。同时，数字经济具有快捷性、高渗透性、可持续性的特点，推动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家应给予相应鼓励或资金支持，通过信贷政策倾斜、利用股权融资、设立地方专项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来推动远程医疗、智慧城市和新兴产业发展。6.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完善ESG评价体系，对于符合ESG标准，承担社会责任，对困难地区、困难企业进行帮助的企业进行优惠融资条件的鼓励，激励有能力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全球角度，从绿色债券到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贷款，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正在建立以ESG为基础的可持续经营原则，而国内ESG原则推行也得到重视，2018年9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确立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2019年11月，基金业协会发布《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和《绿色投资指引（试行）》。加快建立以ESG为基础的新型银行授信体系，有助于金融机构应对公共卫生等ESG风险的长期预警和监测机制形成，推动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7.完善公益型基金或慈善机构运作机制。通过此次疫情的冲击，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提出了机遇和挑战，为充分发挥慈善机构在应对国家重大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的紧急救助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不断完善：一是健全机构组织结构，建立重大事件应对预案，将捐赠物资高效妥善分配，做到应急物资高效运转的机制；二是加强外部管理，通过政府管理部门对慈善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三是发挥监督作用，通过法律、行政和社会监督三种形式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督，完善慈善资金的管理，例如通过建立慈善大数据监管平台，做到慈善款项支出明细，定向捐赠物资流向，慈善物资质量保障的全时、全链、全网、全方位监管，畅通捐赠人与被捐赠方之间沟通反馈机制。
四是加强国有慈善机构与民间慈善机构的合作与互补，让慈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让大众的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鼓励企业、公民参与慈善，企业可根据优势建立专业的公益组织与应急志愿服务团队，如顺丰可建立紧急物资运输支援服务组织；电商可建立紧急物资公益数据库等。有公信力的公益慈善机构更加有利于资金筹集，从而补充防疫所需的社会资金，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8.金融科技积极推动公共安全与应急机制的完善。公共安全问题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次疫情发生之后，中央政府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对防疫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但该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网络辐射性、季节/节庆高发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爆发迅速。本次疫情反应了我国面临突发事件时重要基础设施应急能力、应急物资储备能力、综合风险的预警能力需要提高，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方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面需进行系统的问题梳理和分析思考，应急的“一案三制”即预案、体制、机制、法制需要完善，包括公共安全应急预案体系、公共安全应急组织体系、应急救援与保障体系、突发事件应急平台体系、公共安全科技创新体系、应急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预测预警上，要建立公共卫生事件日常预防监测系统、建立动态的重大卫生事件预测预警模型。在快速响应上，要建立大数据应急物资管理平台和指挥调度中心，通过科技手段及时调整物资储备安排，给出应急物资配置建议方案。
由于公共安全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目标、多特征等特点，公共安全应急体系的能力建设以及科技支撑适合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有效实现。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优势和发达的物流、电商的数据化信息优势及专业化的效率优势，利于应急体系的快速架构高效部署。 9.倡导绿色发展，从源头遏制疫情发生。本次疫情始于不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发展正道。而绿色金融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现阶段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相关场所的绿色化改扩建、将防疫所需物资如口罩、药剂等绿色化转型、对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绿色化处理。同时，复工复产开始后由于快餐盒饭供应所产生的塑料垃圾数量急剧增加，大量塑料垃圾对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应加强垃圾分类倡导，推进塑料无害化绿色技术实践，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与人民健康。此次疫情对轻资产的环保类公司资金链也有较大冲击，可以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方式将资金引导到这类利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政府也应对这类企业提供相应扶持，确保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协调，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0.政府与市场多渠道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就业问题在疫情防控后急需解决，待就业人员不仅包括因小微企业压力过大裁员导致的失业人员，还包括800多万应届毕业生，以及大量农民工就业问题。就业系民生之本，因此，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政府应在允许企业方面缓缴社会保险费基础上应鼓励用人单位与员工协商，用调整薪资、调整上班时间等方式尽量不裁员少裁员，对于稳就业的企业可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增加补贴额度，减少企业用人成本。由于专项债扩容且向基建倾斜，信息网络、交通物流网络、生态环保、医疗设施建设等新基建可成为吸收就业新发力点，推进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脱贫攻坚任务完成。11.普惠与精准双管齐下缓解中小微企业的压力。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抗风险能力弱，如果遭受疫情可能出现裁员甚至破产的结果。目前中小企业对于减税降负的呼声很高。根据清北中小企业调查结果公司面临主要的支出压力为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中央推出减免社保费、缓缴住房公积金、进行财政扶持和信贷支持等普惠金融措施，同时采取量化目标、改革完善政策环境和约束机制、提升服务能力、抓紧出台切合实际的复工复产防疫指南，确保防疫与经济复苏并举。同时，利用科技金融引导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有机结合，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12.金融政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建立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企业的快速融资生产通道。例如上海金融市场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拓宽疫情防控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国泰君安、海通证券等券商发行了疫情防控专项债约50亿元且债券利率较低，可大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再融资新规出台放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短期有助于上市公司抗击疫情，中长期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公共安全和实体经济的能力。13.金融支持国家安全体系、医药科技和知识产权发展。当前，全球医药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医药产业深刻调整变革，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增长，这次疫情的发生更加显示出国家安全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这些都对医疗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对“构建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出明确要求，建议将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的医疗技术创新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予以支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医疗科技生产研发，还应大力提高并保障公共卫生职业和奋斗在一线的相关人群的待遇和地位，加大各级特别是基层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引导全社会形成崇尚医生、科研人员、军人等为社会真正创造价值人员的风气，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的相关制度和机制。金融机构可设立支持医药科技发展的“绿色通道”，对相关医疗企业进行信贷和投资支持，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出力度，积极为设涉及疫情防控的专利、商标申请开设绿色通道，为受疫情影响的业务办理便利化救济措施，推动医疗科技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转移转化运用，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基金、知识产权信托等业务，畅通相关企业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等方式支持企业发展，推动提升我国医疗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和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14.政府积极引导资本到防疫所需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行业，为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例如，在基金业协会的倡导下，截至2月16日，私募基金行业已向慈善组织及相关医院捐赠金额2.63亿元；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击疫情，共捐赠金额9.17亿元。通过政府引导有利于为抗疫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支持被投资企业复工复产，鼓励运用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等数据技术，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带动各方资本参与到疫情防控和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15.增强政府引导基金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灵活性，加强引导基金社会责任担当。目前，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助机制、公共卫生安全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等迫在眉睫，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补充，肩负重要的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市场方向的重要角色，就更应该突出在社会突发事件下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包括加大对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医疗技术方面的投入。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可尝试设立国家公共安全与应急基金，利用引导基金提升紧缺物质产能、加快相关疫情防范和医疗技术的研发支持，完善突发重大疫情的防范和救治机制。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普惠民生供给侧改革的质量和效率。16.有效发挥投资稳增长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安排1000亿元
国债投资用于基建投资，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确保金融稳定，2008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政府再次采用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组合，包括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方案，在2009年预算中安排2000亿元地方债发行，为有效防范危机冲击和金融稳定奠定基础。今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在餐饮、旅游等产业的消费下降，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基建投资扩内需的重要性凸显，包括以5G建设为代表的新基建，以城际交通、冷链物流为代表的交通物流网络建设，以及以医疗、生态环保、市政等补短板的领域。为稳定增长应积极扩大有效需求，投资则可发挥逆周期调控作用。北京、河南、云南、江苏等地发布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投资额达11万亿元，其中基建投资占主要部分。目前，地方隐形债务管控尚未放松、地产调控以稳为主、疫情所需的财政政策实行给地方财政带来一定压力，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扩容并带动投资的增长。截至2020年2月21日，今年已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8026.6亿，较去年1-2月发行规模增长161%。考虑到专项债精准聚集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原则，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可促进就业，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给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机械设备、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链带来更多的业绩支撑。建议投资更多注重强调绿色投资和生态环境保护，包括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城市的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绿色投资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作者简介：安国俊，女，辽宁营口人，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与绿色金融；贾馥玮，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与资本市场。
[1]赛迪智库.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对我国的启示[EB/OL].澎湃新闻,2020-2-24.[2]郭恩玥,王耀禄,吴亮,李杰,明学江.国际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对我国应急管理的启示[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9,39(20):74-75+79.[3]邹逸江.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J].灾害学,2008(01):96-101.[4]范思立. 货币财政政策须协同发力应对疫情[N]. 中国经济时报,2020-02-20(001).[5]赵建华.中国五部委联合发文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N].中新社,2020-2-7(004).[6]李清娟，孔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政府治理体系将迎来哪些考验？[EB/OL].陆家嘴金融网,2020-2-9.[7]安体富,杨金亮.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2,28(05):5-12.[8]董希淼. 金融服务疫情防控应精准有力[N].经济日报,2020-02-03(003).[9]安国俊,刘昆.绿色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中国金融,2018(10):63-65.[10]李建升,李巍,刘满成.促进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三位一体”机制[J].社会与公益,2019(04):42-46.[11]杜宝彪，冉莹雪，王建红.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大数据如何发挥支撑作用[EB/OL].http://share.gmw.cn/tech/2020-02/24/content_33583957.htm,2020-2-24.[12]苏洁. 防控疫情 金融科技行业在行动[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0-02-10(007).
行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