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力

2018-02-01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绿色金融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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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力

马骏在“全球旗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评估”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大家早上好，首先祝贺人大重阳和《中国金融》杂志社举办的这次报告发布会，非常有意义。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很多国际的研讨会，一些国际专家对中国的金融业做评论时经常会说，中国的金融业在互联网金融和绿色金融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关于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大城市，大家仿佛不再使用纸质现金，都是用手机支付，这一方面已经比美国、欧洲先进。关于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国际上讲的很多，这也是王文院长和曹明弟“全球旗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评估”报告的一个主旨。

这样的国际评价从什么地方来？在哪些领域当中我们有比较具体的体现？我想结合最近几年我跟在座的很多专家一起，还有很多其它不在场的专家共同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历程谈一些感想。

中国的绿色金融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动力来讲，应该说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次的来源。

所谓天时，就是我们中央政府对绿色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在绿色金融文件的发布、起草等等过程中，中央领导经常出来站台。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亮点是2016年8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央深改组会议，批准了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发出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绿色金融这一非常重要的信号。另外在很多方面绿色金融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很多公开的论坛和场合专门论述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美国。我记得过去三年几乎每年我们都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年会期间举办一场面向国际社会的关于绿色金融的论坛，周小川行长多次参加做主旨发言，周小川行长没有空的时候，则由易纲副行长参加发言，中国领导从来没有缺席的。

从央行行长们支持绿色金融、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对绿色金融的支持频率来讲中国是第一的。国内也举办了很多场的国际论坛。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人行副行长都参加过这样的公开论坛，发言支持绿色金融，从最早主管绿色金融业务的潘功胜副行长，到后来陈雨露副行长、殷勇副行长等行领导。所以说，绿色金融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人行行长们和许多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中财办在绿色金融的政策协调方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作用。中财办在2015年主持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起草工作。而“绿色金融体系”这个词和“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这样的表述就是于2015年9月份写进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当中，这是全球第一个将绿色金融体系写入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性文件的例子。中财办还在协调部委出台支持绿色金融政策方面作了大量努力。

地利，主要指我们老百姓对美丽环境、美好生活非常强烈的向往和诉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2014年启动绿色金融体系研究的时候，几乎每次开会都提到雾霾指数。雾霾指数在某种意义上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对推动绿色发展和发展绿色金融的参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雾霾数据最全的一个国家，在中国有200多个城市每个小时都在公布PM2.5指数。这样的透明度可以让老百姓高度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同时也会关注和支持任何能够改善环境的事情，包括绿色金融。我们在各地搞绿色金融巡展时，不光是专业人士、地方领导会支持，老百姓也会参加并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改善生活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件好事。

人和，是指大批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的积极和热情参与。正如王文院长提到的，在2014年年中我们在贵阳生态文明论坛大概20个专家开的小型讨论会，慢慢变成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后来又演化成绿金委，现在还有一批新的参与单位，绿金委现在有两百多个成员单位。这些机构包括中国的所有大型银行、很多大型的保险、券商、基金，很多绿色企业，还有第三方的研究机构。成员单位中的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70%左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扩大到这样一个很大体量的参与群体，来共同推进中国和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

接着，我想讲一下中国在哪几个绿色金融的具体领域，逐步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这些很多都在“全球旗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评估”报告当中提到，我想稍微展开说一点解读。

第一，政策体系。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七部委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有三十五条，一年多以前还是全球唯一一个成系统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这个框架当中包括政策激励措施、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法制建设、产品创新等内容，也包括了推动地方绿色金融发展、对外投资绿色化等内容，非常全面。几乎把一个国家所有的部委能够拿出来的政策措施全都汇总在一个文件当中。国外对于我们这样的指导意见很是羡慕。比如欧洲曾经有人提出要发展绿色QE。这些专家说，在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不针对某些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搞一些的激励措施，比如央行买债的时候买些绿色债券来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欧洲在这方面有所讨论但最终没有实施。但是在中国，在指导意见中已经写入了用再贷款支持绿色金融的激励措施，这被欧洲人称作是类似于绿色QE的政策。所谓绿色再贷款就是央行把成本较低的资金发放给商业银行，让商业银行用低成本资金贷款给绿色项目，以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推动它的发展。中国创新性地做了很多事情，还包括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的担保、贴息、发起绿色基金等措施，这在全球都是很少见的。最近两年，许多国家派人来考察、研究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经验，我接待过的就有印尼、印度、新加坡、巴西、墨西哥、智利、蒙古、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乌拉圭等国的专家，还有不少欧美的专家。

关于信息披露，指导意见中有一条，明确说明要建立对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这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配置资源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现阶段，绿色产业投资面临一大瓶颈就是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有很多的投资者愿意投资绿色项目和绿色企业，但是他无法识别哪些企业是属于绿色企业，所以我们需要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在过去，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仅为自愿性的披露。到目前为止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做了环境信息披露，而且有很多没有实质性的披露。所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而且在2017年已经拿出了三步走的时间表、路线图：1）2017年内对重点排放行业企业制定强制性要求。2）2018年年底要实行半强制的要求。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由于香港施行了半强制披露政策，90%的上市公司都披露了环境信息。3）最后一步就是在2020年要实行对所有上市公司强制性的披露要求。倘若我们到2020年实现了这一点，中国是就是大国中唯一实现了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体。

绿色保险也是一个中国领先的政策案例。世界范围内，对重点的环境高风险企业实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中国将是第一个提出此类要求的大国。虽然现在还没有落地，但相关文件正在由环保部和保监会起草。地方试点也是中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一大发明，调动了许多地方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第二，绿色金融产品领域。

在产品、方法、工具等领域，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绿色信贷，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有了相关政策指引。到目前为止，全球只有三个国家制定了绿色信贷的统计标准，即中国、巴西和孟加拉。欧美绿色金融产品发源比较早，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关于绿色信贷的定义和标准，这导致无法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和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表现，无法设计激励机制，机构间的沟通也比较困难。所以从绿色信贷的政策指引和标准这个角度，我们国家也是全球领先的。

绿色债券也有类似情况。现在，全球范围内大的标准就两个，一个是GBP（绿色债券准则，即Green Bond Principles），由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几年前发布。这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标准，总有只有七句话，到底如何使用，各国机构见仁见智，都不统一。符合这七个领域名称的，就叫绿色债券。在中国，我们把绿色债券标准搞得更具体，更加有可操作性，因为我们需要第三方认证的介入，需要有激励机制，需要有投资之后的披露等等。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要求，绿色债券标准必须要具体详细。尤其是如果要建立激励机制，比如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鼓励某些绿色债券的发行，标准就不能是泛泛的概念，必须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2015年发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是十页纸，共有六大类、三十一小类，许多小类还有经济体的数量指标要求。目前正在进行下一步的修订工作。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印尼、印度，都在研究和借鉴中国的绿债标准。

从绿色债券增长的角度看，中国也领先全球。2015年，我们国内绿债发行是零，当时还没有绿债市场。2016年我国正式起动绿债市场，就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过，占到全世界绿债发行量的40%。2017年的情况，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中国可能排在第一位，也可能排在第二位。按照最近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统计，中国现在排第二位，主要原因是美国在2017年发行了大量绿色按揭支持债券（Green Mortgage Securities, MBS），大约有240多亿美元。如果剔除绿色MBS，只算纯绿债，中国在2017年则还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总而言之，中国在绿色债券市场已经受到了全球的高度重视。

最近几年，很多国家为发展自己的绿色债券市场到中国来取经，因为中国绿债的整个生态体系是全球最完整的。所谓生态体系包括几个内容：一是有详细的标准，中国的绿债标准是全球最详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二是要有认证的要素，现阶段中国发行的绿债基本都进行了认证，包括由人民银行市场司批准的绿色金融债、交易商协会（NAFMII）注册的绿色债券融资工具、交易所批的绿债，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第三方认证。还有为数不多的绿色债券是发改委批的，虽然没有要求第三方认证，但发改委内部有三个部门也进行内部评估和认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绿债都有认证，而国际上平均认证率在60%左右。三是有信息披露的要求。在我国的绿债政策文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39号）等绿色金融文件，还有交易所的要求等等，都有对发行人比较明确的信息披露要求。到了特定的时间，我国发行绿债的机构就要进行披露，在国外没有这样的要求。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公司已经开始做发行后的追踪研究。前面说的认证是指前端的，即发行前，第三方认证公司做的尽责调查，判定该债券是否属于绿色债券。现在有很多机构在绿色债券发行之后还要进行跟踪分析，研究募集资金到底是不是用到了绿色方面，以及产生的环境效益等等。这几个方面，总体来讲中国都是属于领先的地位。最近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还发布了第三方认证评估的规范意见，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个政府主导规范这个市场的规则。不仅仅是绿色债券的发行数量，中国在软实力和制度建设的层次也作出了引领性的贡献。

再举一个关于环境压力测试的例子，这是七部委的指导意见当中提出的一项内容，尤其在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推动之下，2017开始成为全球比较关注的一种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创新方法。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资产管理机构）的环境压力测试，就是要研究环境和气候方面的风险敞口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比如会不会导致贷款、债券的违约率上升，或者所持有股票未来估值下降。

中国自2016年开始，绿金委就请工商银行启动对银行业的环境压力测试，是全球第一个。西方国家以前所做的环境压力测试主要针对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提供很多巨灾保险等等，受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所以必须要深入研究银行业面临的环境风险。于是请工商银行的团队开始探索测试方法。历经一年，工商银行就在国内国际发布了压力测试方法。记得在2016年在英国伦敦开发布会的时候，巴克莱银行的高管跟我说，工商银行做的环境压力测试的工作比他们更加领先，他们要向工商银行学习。工商银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提出了在国际上领先的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当中，像火电、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空气污染、碳排放比较大，要通过压力测试研究对这些领域的贷款未来会不会产生更高的不良率。工商银行得出的结论是，环境高风险领域的不良率将会继续上升。这样的结论会引导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减少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贷款，从而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向绿色产业进行贷款和投资。这套机制会在零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实现金融对绿色激励的作用。过去我们要激励就是政府的补贴，要花真金白银，抑制污染性投资的话要加税，操作难度和成本也很高。现在中国做银行业环境压力测试，不需财政有任何支出，就能取得类似效果，这些都是中国绿色金融界的创新。

在产品和工具领域，我国最近几年还有许多其他创新，包括各类绿色基金、绿色ABS、绿色担保债券、绿色永续债、绿色债券评级、绿色企业评级方法、绿色项目环境效益计算方法、绿色项目库、绿色债券指数、绿色建筑保险、光伏保险、风能保险等等，有不少都是国际领先的。因为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展开。

第三，国际合作领域。

从国际合作来讲，有以下几个亮点。这些都在王院长的“全球旗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评估”报告中有提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G20。在2016年，中国是G20主席国，负责各渠道议题设置，绿色金融便列入了财金渠道议题。当年中国发起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我有幸代表中国和英格兰银行高级顾问Michael Sheren先生一起担任小组的共同主席。邀请英国共同主持，是因为G20是一个国际平台，如果要形成任何共识，就需要同时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诉求。英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中，有很丰富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合作得很好。因此作为好伙伴，我们与英国一道共同主持G20绿色金融的研究工作。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一共有80个成员，来自2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GDP占到全球GDP的90%，还有六个国际组织。在主持小组工作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设置议题、引导议题、引导讨论走向的作用，集中体现了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2016年，该小组形成了七个关于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倡议并且全部写进《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宣言》，成功地推动了绿色金融的主流化。在几年之前，不少国家的央行行长和财长还不熟悉绿色金融，但是2016年经过4次G20部长和副手会，到最后的领导人峰会，整个过程使很多原来不太关心、不太参与的国家决策者参与进了绿色金融的讨论之中。最近一年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G20、中国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的影响下，开始起草或发布本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和路线图，开始启动了本国的绿色债券市场。

2017年，德国担任G20主席国，他们认为2016年的绿色金融讨论十分成功，决定延续这个议题，所以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继续开展工作。于是，研究小组提出了两项新的倡议，其中一个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包括环境压力测试，另外一个是关于改善环境信息的可获得性，这两条也写进了2017年领导人峰会成果文件，即《G20汉堡行动计划》，在推动绿色金融主流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今年由阿根廷担任G20主席国。虽然由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情况的变化使得环境更加复杂，但阿根廷经过努力，还是决定要延续对绿色金融的讨论，但是对题目稍做修改，改成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但宗旨不变，仍然是讨论如何动员全球私人部门资金支持环境和其他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继续担任共同主席。今年考虑研究三个题目，一是可持续资产证券化，二是可持续PE和VC，三是可持续金融领域如何运用Fintech。这些课题都很前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和业界人士都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作为我国推动的国际合作亮点外，中国还发起许多双边绿色金融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包括中英、中法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中欧关于绿色金融标准一致化的研究等等。在这些双边合作中，中国都是组织者、推动者。比如，作为中英财金对话成果的一部分，我们一年多以前成立了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推动了几件事情。今年，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继续组织两国金融机构共同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试点工作，中国有六家金融机构自愿参加，包括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湖州银行、江苏银行、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英国有四家机构入选，包括汇丰银行等等。我认为，这十家机构未来将成为全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领导者。现阶段，全球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进行完整的环境信息披露，未来的披露内容、披露方法，这十家金融机构有很大话语权的。他们提出的方法很可能在未来不光是中国的模板、英国的模板，也可能成为全球模板。这件事，中方是由工商银行殷红副所长牵头，今年1月份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3月份将到英国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继续研讨该领域进展情况，目前已有一个初步的三年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欧推动绿色债券的标准的一致化研究。绿色债券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各国绿债标准不统一，很难对话。例如在中国被认定为的绿色债券，在欧洲不一定获得认证。这使得跨境绿债投资需要双重认证，成本上升，也可能会由于双方不认可对方的标准而导致跨境绿色投资受阻。未来如何推动全球绿色债券标准的趋同，减少绿色跨境投资交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话题。去年年初，欧洲提议与我们共同进行绿债标准的研究，因为中国占40%的全球绿债份额，欧洲占35%，双方共同占全球绿债份额的75%，最有国际话语权。于是，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由绿金委和欧洲投资银行（EIB）共同组建了中欧绿色债券标准研究小组。去年11月，我们第一次发布了白皮书，对各类标准进行了比较，研究绿色债券标准的国际共同语言。白皮书是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的第一份报告，为未来进一步推动国际绿色标准一致化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基础。

最后举一个例子，关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化的问题。最近我在达沃斯参加了一些会议。会上，我特意强调，“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占全球的60%，比咱们中国人还多很多，但他们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未来如果这些国家还是走传统的、像中国过去几十年粗放型发展道路的话，20年后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可能会比中国大几倍。那么20年后全球碳排放量将远超地球承载力，《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如何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化，是摆在我们中国和全球投资者面前的共同任务，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投资者之一，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还必须获得包括来自于欧洲、英国、美国等全球各个地方的资本的共同参与。去年，我们以绿金委的名义联合六个国内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这个倡议有十二条具体的内容，要求中国对外投资，尤其在“一带一路”投资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遵守环境风险管理的一些准则，要推动这些地方的绿色化。我们目前正在跟英国、欧洲和其它地方共同探讨将这类准则变成全球准则。英方对此很感兴趣，也将在今年3月的英国伦敦研讨会专门讨论，探讨能否在中国已经发起的十二条倡议的基础上，起草一组中英能够接受的“一带一路”的绿色化标准，此后其它国家投资者也可以加入。最近，我与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讨论，说他们发起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倡议（UNPRI）组织（该组织包括了1600个全球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能否也参与“一带一路”绿色化的自愿原则，这样的话，由中国最早提出的“一带一路”绿色化倡议就可能逐步演化为全球性的倡议。

前面讲了一些中国绿色金融在某些领域取得的成绩，但是，不论中国还是全球，绿色金融实际上都是刚刚起步，要绿化整个金融体系，还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在不少领域，如机构投资者绿色化、绿色ETF、中小金融机构参与等方面还落后于欧美的一些发达市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和赶超的地方。

就讲这些，作为抛砖引玉。再次感谢大家！

（马骏，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已经马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