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复兴计划助力经济重启，如何让10万亿投资变绿？

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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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 王延春  

编辑| 苏琦

按照中央部署，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2020年比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将实现。全国人大于5月22日开幕，会议将讨论如何实现“翻一番”的对策，并决定未来地方专项债、财政赤字、特别国债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总盘子与投向。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等专家的预测，如果实现“翻一番”，2020年中国GDP的增速须保持在5%-5.5%，用于经济刺激的财政资金规模约达10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总额可能超过 4万亿元。中国将出台多大力度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会把未来的发展路径导向何方？在这个特殊年份公众尤其关注 “两会”将向社会释放哪些明确信号。

据了解，一季度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额度1.29万亿元， 4月又追加1万亿元。市场预计5月底，地方专项债发行总额将达2.1万亿元，几乎追平2019全年下发的专项债额度（2019年全年专项债共计发行近2.59万亿元），财政部频频加码专项债。随着更大规模的财政纾困和刺激政策出台，投资被给予修复经济、刺激经济的重要角色，投资方向的确定成为关键。

近日，中国学界关于“绿色复兴”的呼声高卷珠帘日渐长。5月15日，在“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刺激方案如何推动韧性、低碳经济转型”的网络研讨会上，专家共同提出：深刻认识中国的韧性经济与社会体系，尽快出台系列“绿色复兴”计划，将绿色标准和绿色金融纳入经济复苏方案中，寻找适合中长期发展的投资方向。

投资为何要绿色化

近日，牛津大学联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只要政策设计得当，经济刺激措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的双赢，并且，低碳、绿色的经济刺激措施对经济的长期拉动效果更为显著。

这份报告的思路与国际能源署报告的研究结果吻合。国际能源署预测，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的能源需求下降可能让2020年的全球碳排放下降8%。然而，在全球封锁状态解除后，碳排放将会反弹，且反弹程度将会和各国采取的经济复苏计划密切相关。

据了解，尽管世界仍然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但主要国家在酝酿一揽子刺激方案中都考虑了“绿色协议”（Green Deal)。4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应将“绿色协议”纳入经济复苏方案中，气候投资上的先发优势至关重要，而寻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将是关键。德国总理默克尔亦表示：“欧洲经济复苏的努力不能仅仅是延续疫情前的行为，而必须与气候变化、创新、交通、以及数码化转型直接挂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向英国首相等发函，提议英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刺激经济方案中，重点考虑气候变化。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心主任马骏在多个场合强调“刺激政策绿色化”，他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弄明白“一揽子刺激方案为什么应该绿色化，如何绿色化”。马骏认为，“两会”后，大量政府资金和金融资金都将落地支持基建，而基建项目的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将在这几年的规划和设计阶段中被锁定。也就是说，今后两三年内的基建项目的规划对未来几十年的环境有重大影响。

所以，马俊说，“如果现在不及时讨论新项目的绿色化，再过五年十年就会发现太晚了！”如果新上的是许多不环保的、高碳的项目，五年、十年后就要投入更多的钱去治理这些“棕色”项目导致的环境损害。

 

投资如何变绿色

那么，应该如何保证复苏计划是绿色的呢？马骏建议：

第一, 下一轮经济刺激中，尤其是新一轮基建项目当中，绿色项目所占比例须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比例，从而规避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改变过去几十年在投资结构当中污染高碳投资比例太高的现状。

据了解，高层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是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来实现经济发展，但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宣布的未来五年的基础设施清单中绿色项目的比重跟过去差不多，即跟五年、十年前相比，绿色占比并没有提高。

对此，马骏呼吁，在新一轮建设项目清单中，按照国家发改委2019年发布的《绿色产业目录》计算，应该将能够贴标为绿色项目的比重至少提高到20%（许多地方还是10%左右）。具体怎么落实？中央应该要有明确意见，发布类似《关于提高新一轮基建绿色化程度的指导意见》，拿出具体措施，要求和督促地方积极落实。另外，地方规划的项目中哪些是绿色的，哪些不是，要透明化、公开化，让全社会了解到。公众舆论可以对哪些省市的投资计划更绿一点还是更不绿一点形成监督机制。

第二，即使不能被贴标为绿色项目，也应该符合严格的环境气候标准。国家发改委2019年3月公布的《绿色产业目录》里总共有60页，200多类，所谓绿色目录基本上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等领域。许多制造业项目不属于绿色目录中的项目，但是也要保证这些项目达到环境标准、碳排放标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因此，要强化对项目环评的要求和质量；金融机构要对投资和贷款的项目有ESG评级方法；要强化项目的透明度，投资者投了哪些污染性的项目，让公众一目了然。

第三，拉动消费的刺激政策也要绿色化。有些地方发放消费券，发补贴，什么类型的消费都刺激。应该拿出一个绿色消费和服务的白名单，用财政手段（如补贴）、金融手段(如优惠利率的贷款)鼓励绿色产品消费。这类绿色消费的白名单可以包括节能家电、电动车、农民住宅上光伏等。金融也应该支持绿色按揭等绿色消费。

第四，这一轮刺激计划应该充分利用绿色债券市场。比如中央政府要发特别国债，地方政府要发专项债，这些债中的一部分可以考虑发绿色债，支持符合国家绿色目录的项目。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发绿色债，就可以激励许多企业的绿色投资跟进。

马骏还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金融领域的绿色激励机制。央行的MPA考核，不仅仅应该鼓励绿色信贷，也应该鼓励银行投资于绿色债券和持有其它绿色资产。还应该将银行对“一带一路“项目发放的绿色信贷纳入MPA考核，予以鼓励。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也提出，下一轮刺激方案中，尤其是在相关的投资项目中，要把绿色低碳的要求嵌入其中，未来财政投入方向应比过去明显的增加“绿色清单”，这方面所带来的投资应该是更加绿色和低碳、环境友好型的。

警惕“新基建”背后的高污染

连平也提出“新基建”背后隐藏的能耗问题。他说，未来加快建设全新的5G网络是很好的途径，但是也必须承认， 5G网络的建设多少会推高能源消耗的总量，因此，地方政府在建设智慧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要更多利用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系统性的改善方式，加速低碳领域投资。同时，疫情过后，新基建可能引爆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所引领的技术革命，能够将这些技术更多的带到商业模式中间去，从而改变过去长期以来所存在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波动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国际金融论坛联席秘书长兼全球绿色增长中心主任唐丁丁提醒，今年提出的疫情过后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类似2018年提出的投资拉动型的“新基建”计划内容。尽管“新基建”提出的七大领域看似属于高科技、大数据、新能源领域，但实际上，其背后都隐含着很多仍属传统基础设施支撑发展的问题。目前25个省市已经提出了具体的项目计划方案，涉及金额高达50万亿元，其中很多仍属传统投资项目。

为此，唐丁丁提出，希望在“新基建”的实施计划中，应重视和增加“软基建”的概念，所谓“软基建”就是涉及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养老以及低碳环保等，可以增加社会的软实力。新基建不能只强调“硬”，要软硬兼施。数据中心、5G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的背后都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目前呈现的能源资源过剩是相对的、暂时性的，相信在完成“新基建”投入和建设后，会再次出现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状态所带来的配套设施建设依旧依赖于发展火电，还是其他方式如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我希望，疫情过后的经济振兴计划当中，应该考虑有效控制煤电规模，以便能够有效管控新增煤电和化石能源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避免重蹈覆辙。”

唐丁丁还建议，无论是绿色供应链、绿色价值链，还是绿色产业链，都应该抓住金融机构这个龙头，以便带动整个链条践行可持续发展和赤道原则，引导产业链下游客户增加环保投入，进一步扩大非环境类投资项目的环境与社会效益。有鉴于此，唐丁丁同时呼吁，中国银保监会应积极引导和加快金融机构的绿色化进程，借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良好国际实践，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控政策、标准、制度和监管体系，尤其要加大金融机构投融资项目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以便更好的接受公众与社会的监督。

创绿研究院理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也提醒，“新基建”大潮下，包括充电桩、特高压、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轨道交通，这些对直接的耗煤关系不大，但是它们对电力的需求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大数据中心，一个中心的电耗量恐怕与一个大型企业的电耗量差不多，所以，一定要了解新基建背后的能源消耗，如何做到新基建的低碳发展。

中国煤炭消费2013年已达到峰值，但是煤消费反弹的力量也很强劲，一不小心又可能重新登上峰值。石油消费估计2025年达到峰值。杨富强认为，煤炭消费中的煤电，石油消费中的交通部门，这两个是牛鼻子。比如，新基建建设特高压，要和智能电网结合，但是目前国家配电网做不好，很多电力的节能不到位，特高压背后可能促进了煤电消耗。所以，“怎么样把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结合起来是当务之急。现在要坚决抑制新煤电厂的上马”。

原国家发改委气候中心主任李俊峰指出，2005年，美国煤电占到整体发电量的55%，现在已降至27%，用了15年时间。2005年，英国煤电也接近50%，现在几乎降到0，也用了15年的时间减了高达50%的煤电，他们怎么做到的？值得中国借鉴。

李俊峰说，“中国虽然尚未确定煤电退出的路线图，但是国家已经有明确提高非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目标，即2035年和2050年，希望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提高20%和50%以上，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也分别提高到50%和80%以上，间接地明确逐步减少煤炭和煤电问题。关键在于能源结构中57%的煤炭怎么公平有序地退出？电力中62%的煤电怎么逐步退出？值得深入研究，找到解决办法。”

不容忽视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9年金融危机不同，那时候是金融体系出问题，这次则完全是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尤其是低碳产业受伤严重，绿色低碳的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第三产业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而煤炭产业、电力产业、化工产业、石化产业等基础工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