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转型金融重点服务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产业和项目。在“高碳”产业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哪些金融工具的支持？转型金融发展面临哪些亟待突破的重点任务？

马骏：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转型金融工具大概分为四类：转型贷款、转型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可持续挂钩债券。

转型贷款和转型债券的资金用途具有特定性，是针对某些特定的转型项目所提供的贷款和债券融资。可持续挂钩的贷款和可持续挂钩债券虽不指定用途，但要求主体具有严格的、高标准的转型方案，并且需要制定KPI来让金融机构评估其转型的绩效，其贷款利率或者债券的利率需要与KPI挂钩。

例如，与碳强度挂钩。假设某公司承诺在三年之内减少10%的碳强度，基于10%的承诺得到了比较低的利率，但如果这家公司未能完成目标，则需要接受处罚。企业也可以设定一个跟碳有相关的指标（但不一定100%线性相关），可以与提高能效的指标、碳减排效益甚至社会相关。

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要素，叫做“公正转型”。一些企业在实施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员工的优化问题，这时候需要企业承担责任，提供员工再就业、再培训方面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纳入企业的贷款挂钩公式中。

现阶段，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股权类、保险类的转型金融工具，这对于解决转型企业面临的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十分重要。一方面，如果企业杠杆率过高，会很难融到低成本的贷款和债券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这些风险不仅涉及财务方面，也与技术性有强相关，由于很多企业大量地使用了不太成熟的技术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效，导致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还可能出现在使用过程中设备损坏等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保险公司针对类似情况提供相应的服务，帮助企业规避风险。

新华网：目前，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您认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进一步规范、强化信息披露？

马骏：2015年前后，我牵头起草《绿色金融指导意见》时主要用“环境信息披露”这个概念，当时涉及到的绝大部分领域是“纯绿”的。例如，要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降碳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ESG领域当中有很多关于社会责任等的问题需要进行披露，因此我们应在未来逐步采用一个国际概念，即“可持续信息披露”。

我建议，每个国家可以在遵循国际标准之外增加与本国国情相关的内容。拿中国举例，可以把乡村振兴战略、“两山理念”等“中国主题”相关内容作为可持续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接轨的披露体系。

同时，这套标准需要有足够的强制性。目前，有关机构针对部分上市公司推出了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新要求，但并不完全。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引起重视。此外，要进行能力建设。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具有复杂性，其背后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分析以及协调工作作为支撑，难度较大。

对于需求方而言，需要让更多人去使用可持续的信息。ESG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话题，在中长期阶段才能体现出对企业估值的影响。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缺少足够有耐心的投资人，市场上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保险企业可以带头使用ESG信息披露，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程度进行评估来形成闭环。

新华网：过去四年来，中国和欧洲共同牵头编制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并于去年发布了中国和欧洲共同认可的IPSF《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简称CGT）。CGT的发布对提升绿色标准可比性、兼容性有何重要意义？对于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将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马骏：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的诞生有其背景。十年以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缺乏绿色界定标准，但近年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据统计，现在全球有将近30个国家出台了绿色分类标准，30多个国家正在制定有关标准，此外金融机构、行业协会、NGO等也在提出对绿色的定义。如果对绿色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太多，而标准之间缺乏协同性、兼容性、可比性，就容易出现问题。

第一是市场的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例如在一个国家发行的绿色债券，到另一个国家可能无法获得认可以及销售。第二个问题是对跨境资产流动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例如在A国发行绿色债券时已经做了一次认证，在B国销售又要重新根据B国的标准再次认证，就会增加成本。第三可能会导致“洗绿”的风险，在多个标准并存的情况下，某个融资主体可能会选择最低的标准给自己进行贴标，然后声称自己进行了认证，这样的贴标可能在国际上不被认可。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和欧盟在四年以前开始合作，推动形成互相兼容、互相可比的共同的绿色标准，即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最新的版本中已经纳入了被中欧双方共同认可的72项经济活动，包括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电动车、电池、污水处理等绿色经济活动。

CGT自发布以来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应用，最近一年以来，不少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时使用了共同分类目录的贴标。近期，我们组织了绿金委的专家组对我国国内的存量债券进行重新贴标，筛选出来200多支符合共同分类目录的债券。这些债券贴标之后，国外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共同分类目录在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和降低成本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探讨基于CGT开始制定本国或者本地区的绿色分类目录，像斯里兰卡已经发布了基于CGT的目录，我国香港地区也在基于CGT制定绿色目录。

新华网：北京绿金院牵头发起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简称CASI）成立的初心和宗旨是什么？CASI对全球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发展有何积极影响？

马骏：CASI发起的初心可以回溯到我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期间，许多成员国代表经常说到在本国绿色金融领域缺乏人才和专业知识，能力不足，难以建立切实有效的、动员本地的资金参与绿色投资的机制。因此，为响应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对于能力建设的号召，北京绿金院于2023年联合几十家金融机构、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服务提供商等共同发起了“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SI），为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效率、更有影响力的能力建设服务，也是为了克服此前能力建设活动的影响力有限、效率低、成本高、不持续等问题。CASI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通过线下培训、定制课程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人次的培训。

CASI孵化于由北京绿金院发起的“全球绿色金融领导力项目”（GFLP）。在过去五年间，我们组织和支持了三十余次全球性的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活动，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0多名参与者，其中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发起了CASI这一全球性平台，聚集了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专业网络、人才和资源，通过开展相关领域的能力建设活动，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形成有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投资环境。